抚今追昔话发展——访我校原党委副书记武耀芝
岁月如梭。在学校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曾担任过我校党委副书记的（如今已80有余高龄的）耄耋老人武耀芝抚今追昔，无限感慨：“中央民族大学自建校至今的60年，走出了一条民族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日前，记者采访了这位自1951年11月建校之初来校工作，至今已在民大工作、生活了整整60年的老领导，并与他一起回顾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分享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总结学校60年的发展，老人认为：学校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学校的今天是几代民大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回顾民大60年的发展历程，老人表示，他与学校有不解之缘，而且始终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所以，学校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都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了。
武耀芝老人清楚地记得，1941年9月，党中央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同年9月18日，有8个民族成分的300多人欢聚于文化沟北面的山岭上，举行了神圣的开学典礼。毛主席发来贺词，大家敲锣打鼓、张贴标语、欢跳秧歌、表演节目庆祝这一时刻。当时的学生中有蒙、回、藏、彝、苗、东乡、满和汉等8个民族；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处长、刘春任研究处长。对于当时所教授的课程，老人也是如数家珍：文化课包括汉语文、自然常识、历史、地理、生理卫生、体育和音乐等课程；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民族问题理论、民族政策、党的基础知识时事和国际形势等课程；少数民族语文课则涵盖蒙古语文、藏族语文等课程。谈到这里时，老人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学员们的学习自觉性很强，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老人回忆道，1943年，为加强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归延安大学统一领导。1944年，延安民族学院迁至定边。同年，延安民族学院与三边师院、三边地委干训班合为三边公学。校长由时任地委书记的王世泰兼任，一直到1944年底。随后，陆续有50多名学习时间较长、年龄较大的学员从延安民族学院调出，到全国各地工作。1945年，延安民族学院的工作人员有30多人，学员只有90多人，大多年龄较小，而且女生较多。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的需要，1945年3月，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至伊克昭盟城川，所以当时的延安民族学院也称为城川民族学院。这期间，学院的蒙古族青年发展到150多人。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民族学院几经转移，后从靖边县出发，途径米脂、绥德、由葭县，东渡黄河，在晋绥边区临县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47年10月又返回陕北。在这种形势下，延安民族学院暂时停办，年龄较大的学员分配工作，剩下的年龄较小的和部分女生合编为三边干校。1948年2月，延安民族学院暂告结束。
老人对很多情况都记忆犹新，他记得，1949年毛泽东主席对西北民族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0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事宜。随后，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会议上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确定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任务：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优良历史文化，继承延安民族学院的传统，本着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和秉承艰苦朴素的作风创办民族学院，并规定前期以培养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人员为辅的办学方针。同年6月成立了筹备处，开始调集教职工，并陆续在北京城内设立校舍多处，有国子监、分司厅、拐棒胡同、东四七条等，以国子监为院部。
谈话间，老人对没能赶上1951年6月11日在国子监举行的开学典礼深表遗憾。虽然没有亲历，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教育部长马叙伦等领导人都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
武耀芝老人于1951年11月调入学校工作，从此开始了60年与民大的不解之缘。他笑谈道：“我们都是‘土八路’，当时的学校没有学术大家、学者，没有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国子监摇摇晃晃的楼梯下一间小屋子，可是大家都有对民族教育工作的一腔热血。”他回忆道：直到1952年春，中央民族学院的初期工程基本竣工，并在开学前确定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为乌兰夫，副院长为刘格平、刘春，刘春同时兼任党组书记，胡嘉宾为党总支书记兼秘书长。一些老干部，如何健楚、王丽天、高锡堂、宗群、刘冠英、尹育然、薛明斋等陆续调入。当时的学生只有军政干部训练班的三个班100多人和藏语班、少数民族语言班的200多人。为了补充学校的师资力量，在1952年进行的全国院校调整时，学校接收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民族系、北大东方语文系藏语维语专业的师生，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老人说：“当时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清华大学的费孝通、潘光旦、李有义、吴泽霖，北京大学的于道泉、马学良、李森、韩镜清，燕京大学的林耀华、闻宥、王钟翰、陈永龄、李文瑾、卢念苏、沈家驹，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的冯家昇、王静如、傅乐焕，陈述、程溯洛、翦伯赞、翁独健、牙含章等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的一些老专家遂调入民族学院工作，大大充实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力量。1954年，全国各大行政区相继撤销，一些老干部又纷纷调入民族学院工作，有苏克勤、熊寿祺、贺致平等。同年，一些苏联专家，如语言学专家谢尔丘琴科、捷尼舍夫，马列主义专家列文科，民族学专家切巴克萨洛夫等也先后被聘请来校讲学。1955年，周恩来总理任命严信民、夏康农为学院的副院长，并同时任命杨辛、宗群为副院长。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过或工作过的苏冰、霍流、浩帆、彭华菴等也在此时调来学校工作。”
采访中，老人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学校先后设置的院系和一系列改革。1952年，学校在民族语言班的基础上首先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设有蒙、藏、维、哈、壮、侗、布衣、苗、瑶、朝等20多种语言专业，由马学良负责。从此，学校有了第一个专业；1953年9月，在政治研究班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系，设有本科和专修科。1953年初成立了规模较大的预科部，老人被安排负责预科部的政治工作。他说：“那时学生的程度从小学到高中、中专，参差不齐，主要是为边疆少数民族学生补习汉语文、文化知识，为他们能顺利升入本科打下基础。”1956年秋，历史系成立并分设民族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不久后又设立了民族学研究班。1959年，在民族舞蹈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艺术系，包括美术、音乐、舞蹈三大学科和几个专业。1964年，主要学习汉语文学、学制为四年的汉语语系成立。1972年，在政治系干训班基础上成立了干训部，学制为1年，主要轮训在职干部；随后又建立了学制为2年的专业班。1978年，为培养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学校建立了物理系，其中包括化学、生物等专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据发展形势的需要，原有系科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政治系发展为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民语系分为三个系，艺术系分为美术、音乐和舞蹈三个系，数理系发展为物理系、计算机与应用数学系、生物化学系，还增加了民族学系、外语系和藏学系。分解成立的单独系科使得学校各学科的专业性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的研究生不断增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逐渐增多，夜大函授（成人教育）部也有了很大发展，学校很快发展为拥有2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综合性学校。
1989年1月离休之后，武耀芝老人依然关心学校的发展变化，仍然清楚地记下学校的重要发展时期。他记得学校于1979年被批准为重点大学，1993年改称为“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大学，2004年跨入“985工程”大学的行列。
谈到学校的科研成就，老人说，1952年成立的研究部在学校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到1981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研究部的大批师生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工作，如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调查和辞书编写等。他讲道：“少数民族五套丛书（《少数民族简论》、《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的编写，对于民族成分的识别、对于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在民族乐器志、民族壁画和岩画、西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有湘西土家族和广西壮族的民族识别。他说，湘西土家族的识别是“潘光旦先生的功劳”，广西设立为自治区是“我校民族学专家们不辞劳苦多次前往调研的结果”。
在老人的卧室里，墙壁四周贴满的黑白历史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老人颇为感动地告诉记者：“那些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校师生代表的珍贵记忆。”他说：“自建校初到6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曾14次接见我校师生代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3次接见过我校师生代表。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来校视察。这些特殊时刻的照片都是我一生的珍藏。”
记者还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学校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有的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甚至是子孙三代都毕业于我们学校。他们有的分配到首都及其他大城市工作，但大部分回到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他们坚守岗位、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与时俱进、勇于改革，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默默奉献。这些各类人才起到了汉族干部起不到的作用。老人半开玩笑地说：“这种作用在当时被总结为‘用得上’、‘打得开’、‘顶得住’和‘站得稳’。”“用得上”是指学校在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上，以各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根本，有较强的针对性，适用于各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打得开”是指学生通过学习，对各自地区、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所了解、有所领悟，从而能顺利理顺各种关系，在工作中很快打开局面。“顶得住”是说毕业生有的分配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边疆地区工作，如人烟稀少的莽莽森林、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等道路险阻、交通不便的艰苦地方，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以顽强的意志顶住各种困难。“站得稳”是源于学校重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重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的传统，使学生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交融的意义，并身体力行地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中坚。
在老人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那是在1959年，党中央从我校预科二部紧急抽调334名学生进藏。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平叛战斗中，有的在前线英勇牺牲，没有人退缩。达赖逃亡印度后撰文颠倒黑白，其中有一节是污蔑我校学生的。有同学看后愤慨地说：“被叛逃谩骂也是我们的光荣。”老人说，这件事和这句话他终生难忘，因为这充分说明了我校发挥的特殊作用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作为学校的老领导，老人说，看到学校在党委的领导和各族师生的不懈努力下正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奋斗目标步步迈进，看到学校环境的日新月异，得知学校在学术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由衷地感到欣慰。展望学校的发展前景，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民族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的高等教育，它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教育对象、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学校六十年的发展成就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继承发扬，二是开拓创新。”因此，他希望后辈民大人继承和发扬学校的办学传统，继续做好“服务面向”、“学校类型”、“学科专业”、“层次规模”和“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的定位，以开拓创新的精神，继续做到“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坚持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主导、强化‘六观’教育”、“坚持依法治校、科学管理、教授治学”和“坚持以人为本”。
供稿：党委宣传部 王卫平
